级官吏手中。
这并不是赵瑜的臆测。当初为了计算江南百姓的家产和购买力水平,以便决定是否将玻璃、铁器大规模生产和倾销,他曾经在江南诸路选出六个有代表性的县——有以农桑为主,有以茶树等经济作物为主业,有以盐税为主,还有处在通衢要道,以商税为主——并向这六个县派出大批人手进行深入调研,并直接收买衙门里的吏员,复制了全部档案资料。
最后用了整整一年,搜集的资料和报告得用车装。得出的结论就只有一个,不杀光当地税吏,东海铁器也许还有点出路,而造出来玻璃器皿根本不会有多大的市场。
天下胥吏皆可杀,这不仅仅是宋代被胥吏们欺骗和玩弄的士大夫们的悲愤之言,也是每一个被贪官污吏借助自己的身份和权柄,抢去了所有家产的农民的心声。
为朝廷收一贯税钱,放入自己腰包的就能有三贯,虽比不上明代嘉靖年间征收矿税的一比十——皇帝每到手一两银子,派往各地的征税太监们就能拿到二两银子,地方政府的税吏就能到手三两银子。而各地的地痞无赖就能到手四两银子——但也足够触目惊心了。
而赵瑜的诏令,把繁杂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各色苛捐杂税,削繁就简,归并为一项。一下便将税收稽征手续简化到最少,自然便减少了税吏们欺上瞒下的机会和油水,同时也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各项开支。
这些开支并不是税入粮赋在转运和存储过程中的损耗,那些永远都是加诸于百姓头上,而是减少了税簿造册、隐户稽查等工作,针对农民的税用账本,也只剩下田籍和五等丁产簿两项。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还有地方的财政监察权,不仅仅是税收要存到在钱庄分号中那么简单。”陈秀安在赵瑜和一众宰臣面前侃侃而谈。
他是减税政策的倡议者、鼓吹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免去苛捐杂税,对于农村购买力的释放,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江南农村市场得以打开,对于工厂主、工厂主背后的三大钱庄,以及三大钱庄背后的皇宋楮币局来说,都是个天上掉下金元宝的好消息。
而商税的收入,以及商品出厂时的印花税也会因此水涨船高,这也是赵瑜不遗余力赞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大规模的商品倾销,日后肯定会造成大量的小农破产,但那已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了。
赵瑜和一众宰辅,以及陈秀安的注意力,如今都放在对手可能有的反击手段上:“那些贪官污吏要想对免税新政的进行反击,只要故意少征税就够了。不但已经免去的税赋不再收取,连该收的田赋也不去催缴。他们大概会认为,朝廷税入一旦不足,就不得不废除新政。恢复旧的税法。
众所周知,欠缴税赋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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