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许可证对拉贝来说用处不大，因为西门子公司还没有给他一个长期职位。)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的过程中。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而在德国，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

　　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间的精神状态：

　　西门子公司没有我的工作--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险单到施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译注)的城市商业银行登记。我工作多年积蓄的1027多镑(总共5000镑的剩余部分)都在格雷特(马格丽特·拉贝之女)的手中，我想，这笔钱已经没有了。

　　上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贝被炸毁的寓所所在地)。有人打坏了地窖的门，把我的打字机、收音机和其他东西偷走了

　　现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们都已经十分虚弱了。夏天就要过去了--冬天会带来什么呢?从哪里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译田伯烈(Timpe-ley，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译注)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中译本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译注)。但现在还不会有收入。或许，我应当弄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卡，......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德国人都有了。

　　我们在不断地忍受饥饿--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写的。除了那点可怜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面粥。秋天的时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这些橡子。现在，口粮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天天吃带刺的荨麻，它的嫩叶吃起来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

　　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如果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任何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观点不同，像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等，我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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