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税收上缴朝廷。福建路本来就没有多少可耕作的土地,闽籍乡民被迫出海谋生,而貌似繁荣的外贸,却基本被泉州的宗室与蒲寿庚等回回商人侵吞,这些人的利益又与朝廷官员紧紧纠缠,官府其实收不到多少税收,每年还要耗费巨资养着泉州的数千宗室;而两广还处于山高林密的半原始状态,土地产出有限,如果加强征税会引发民变甚至叛乱。实际上,此时在整个南宋帝国,税收已经重得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很多地方的税甚至提前征收到几十年之后,如果再压榨百姓,那等不到蒙古人南下就会被民众推翻。
既然税收无法增加,便只有在节流上想办法。皇室的开支自然不能减,官员的俸禄也不能减,那只有在军费上想办法了。在朝廷全年的财政支出中,单军费一项就占据了九成。巨额的军费支出,战胜后动辄数百万缗的赏赐,使南宋朝廷早已不堪重负。同时,边帅武将与朝内掌权者相互勾结,疯狂贪默军资,长期以来朝内竟然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提出“核军旅之实”。而对危机贾似道只好推出“打算法”,以便清理军费开支,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会遭到一众边帅武将的反对,会在前线守军中掀起滔天巨浪。
所谓打算法,就是对军队的财务状况进行重新核算,试图减少吃空额,喝兵血的现象,本来也是好事。南宋军队的吃空额喝兵血现象,从立国之初便习以为常。即使许多名将亦不可免,如韩世忠麾下满额七万,实际战兵常年不过三万,像岳飞这样严格律己,麾下大军全额满编的将领,近乎凤毛麟角。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中空额越发严重,甚至高达近五分之四,每年拨给五万人所需军费,实际兵额不过一万一千;阔端攻四川时,川陕宋军满额定员十万,实际只有曹友闻部两万余人死战于阳平关,于皆不见影踪;如池州水军满额定员三千,实际兵丁只有一千,去掉老弱病残,可上阵者不足二百。
如果能公正地执行“打算法”,绝对有利于增强宋军的战斗力,但贾似道却心怀私心,将“打算法”作为排斥责异已的工具。对“打算法”实行选择性的执行,对自己的亲信是从轻从宽,或者干脆对其贪腐行为视而不见,但对那些与自己有隙或不愿依附的将官,从严从重处罚,甚至编织罪名加以陷害。如以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为首的吕氏家族贪腐严重,他为了脱清关系,派其子吕师夔向国库移交了大批钱便了事,其贪污行为并未被追究。贪婪成性的俞兴则是送了大量金银给他贾似道,也只是被罚俸了事。上述的两人顺利过关,皆因他们都是贾似道的亲信。
而对自己看不顺眼或有过节之人,贾似道则往死里整。如对向士璧、曹世雄、高达这几个名将,把他们抗击蒙古兵人侵时支取的钱粮,都说成是贪赃,然后再给他们扣上侵盗官钱的罪名,轻者罢官流放,重者下狱迫害致死。王坚钓鱼城一战成名,出于妒贤忌能的心理,他便将王坚调离到闲职;高达曾对其表现出不屑并出言讥讽,他则借此机会将其下狱。曹士雄也因对其不阿謏奉承,而遭流放致死。湖南制置使兼知潭州向士璧,被贬漳州后还令其责偿,最终因此而死。以上这几人即便算不上干净,但在人人皆贪污的南宋官场也算是有节操之人。实际上向士壁为了抗蒙,曾将自己百万贯家财都捐出来资助军队。更重要的是这几人都是极有本领的将领,他们被罢免或下狱之后,贾似道提拔起来的亲信大都是范文虎等草包平庸之辈,这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直线下降,实属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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