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

　　孙阜堂便答：“风云政商、风雅文人都爱来这八大胡同。那些个总长、次长，下了衙还要把未完的公务搬来这里继续呢。不来这里听听曲儿、喝喝酒，这一天的公事，简直就不算完。”

　　何舜清有些不服：“都来就对吗？大家听着曲儿、喝着酒，女孩子们时不时还打岔几句不相干，甚至是不上台面的话。我简直……罢了，还是不说了，越说越憋得慌。”说着，缓了一下心绪，凝神问道，“今天所谈之事，真的都能作准吗？”

　　孙阜堂笑了笑：“仿佛是能的，至少我迈出家门做事以来，这种场面实在见得多。中交两行有难，已然是举国皆知了。他们来这一趟，必然抱着小心，该喝到什么程度，心中自有衡量。设若他们不肯帮，大可装醉，决口不谈的。”

　　明说今日之正事，话里话外却依旧在暗示何舜清，要学会在堂子里谈事的门道。

　　何舜清却听不进劝，仍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我看《亚细亚报》的经济版面，一直是取乐观态度的，以为民国即将步入经济强国的行列。可就我看来，袁世凯费心费力从南边笼络了一大群的能人贤士，甚至有些议员每月能给到八百大洋。然而，真正能拿出可取的经济意见的，几乎是没有。倒是一个个孤家寡人客居在此，大半的银钱都挥霍在风月场，使得这个首善之区表面看起来烈烈轰轰的。可是我以为，如果财政部的经济总结，总是自欺欺人地把妓院上捐、烟毒泛滥的‘成就’混进来贴金，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实在是渺茫了。”

　　孙阜堂听罢，冷笑道：“亚细亚的文章你居然也看，他家自上而下那许多的人，就差没在脑门上扎袁家军的头巾了。”接着，把念头一转，又迂回了一番，“既说起这个，我倒有句话。我虽然是学着洋人在办银行，但是我每回听到全盘欧化的言论，我心里就堵得慌。把阿片的交易也算在经济账上，这种不要脸的算法，是跟谁学的？依我说，要挑毛病，古今中外的毛病都很多。你不要一遇上古套就看不惯，今天到场的经理主任，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可一进银行大门，那还都是靠得住的。做人做事切记忍耐，还是把你的严苛藏一藏吧。”

　　“娘舅认为我是理想主义，设若真是那样，我现在不可能待在北京。既然没有选择革命，那么袁世凯的话再难以入目，只要他还当一天总统，只要他还掌着大权，我就不得不去留意他的经济政策。”

　　何舜清的反驳显然是有些负气的，但孙阜堂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相劝，只是希望何舜清能收一收棱角，把理想主义的愤怒用在实干上。然而这时，他也感受到了两代人之间跨不过的鸿沟，要叫崇尚文明生活的年轻人放一放锐气似乎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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