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的印工委区看望邓峰，代表最高首长给邓峰送些东西。经常一呆就是一个把月。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好哥们。人一亲近了，说话就不管深浅很随便了。

　　邓峰离开特区时，除了把杨光和刘盈带走外，把原来印工委的班底全部留在了这里。说实话邓峰真是很舍不得这些人。这些人可绝对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但舍不得也没办法，这些同志毕竟这里更需要他们。杨光把南亚人民共和国中央警卫团的工作交给了隶属历可农系统的政委，说什么也要跟邓峰回基地。他的理由十分充分，“我就是负责首长安全警卫工作的，自然首长走到哪儿我就要跟到哪儿。中央警卫团我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其余的由政委负责。现在这儿没我什么事了。”

　　邓峰想了想说：“那个辛格副团长怎样？”

　　“从就和我印工委成了就和我们在一起，他是特区人，绝对听党指挥，服从工委，英勇善战，和政委的关系也不错。”杨光回答道。

　　“行，那样你就和我回去吧。我那也的确缺人。”

　　回到了阔别了几年的基地，基地的周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边密布着众多的科研院所，几乎清一色一级保密单位，基地内的变化还真的不大，只是进出人员和车辆控制的更加的严格。

　　邓峰来到了新盖的指挥中心里，王鲲鹏，刘军等一些老战友还有总参的一些同志正在对以前制定的对苏蒙作战方案进行重新研究。老战友们见面自然要热闹了一番。之后邓峰传达了中央关于以基地为主和总参共同组建远东工委的指示。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战争方案将在这里诞生。

　　国际风云变化莫测，国际[***]运动激烈动荡。受苏联影响太深，世界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也同样不例外受到重大的冲击，在外蒙人民党中也不都全是象泽登巴尔那样至死死抱苏联大腿不放的傻b。外蒙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1957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的党的宣传会议上说：“发展蒙古的民族工业，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苏联的经验，要大力的宣传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我看中国的经验更适合我们，蒙古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后，蒙古的生活就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就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虽然蒙古也曾有过明清时代叛乱与顺服，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年代里，外蒙与中国几度离合。但蒙古的生活更多地是同中国的历史发生关系，现在我们虽然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时代的要求和我们文化所固有的适应姓。目前，我们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我们的水平仍处于中世纪的水平上。我们所要努力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地同世界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说白了，就是迅速实现现代化，使我们在政治上寻保证每个人的权力都得到尊重，经济上每个人的生活能得到逐步的提高，生活上更加与现代世界保持一致，建成一个崭新的蒙古民族。怎么才能尽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苏联的到路我们走了30多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现在唯一能够快速实现这一目的的就是我们回归中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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